標題：的對外直接投資風險及對策建議
一、引言
對外直接投資是經濟化的重要動力，也是經濟化的一個重要標志。
改
革開放以來，外國直接投資在開放和經濟建設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長期以來，
吸收利用外國直接投資始終居于投資領域的主要位置，也有一些企業走出國
門開展跨國投資經營，卻由于規模不大，對經濟的影響十分有限。
近年來，
對外直接投資單向流入的格局已經發生了根本性改變。
2004 年以來，隨著總體
經濟實力的增強和企業競爭力的提升，對外直接投資迅速增加。
對外直接
投資金額從 2003 年的 28.5 億美元擴大到 2015 年的 1,456.7 億美元，增加了 50 多倍。
2012~2014 年，對外直接投資連續 3 年位居三位，2015 年更成
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對外直接投資國，首次實現資本凈輸出。
對外
直接投資的強勁增長勢頭在 2016 年仍將延續。
根據商務部統計，2016 年季度
累計實現投資 400.9 億美元，同比增長 55.4%。
目前，的直接投資基本形成雙向
流動的格局，成為對外直接投資輸出和輸入“雙料”大國，對經濟的影響力進
一步提升。
隨著開放型經濟體制建設的深入和“走出去”戰略的實施，對外直接投資
迅猛發展，崛起勢頭令人矚目。
在這一進程中，企業面臨的投資風險和
遭受的巨大損失也成為備受關注的熱門話題。
10 多年來，關于企業對外直接投
資風險的報道不斷見諸媒體，特別是一些重大投資項目的失敗，如 2009 年中鋁
報價 195 億美元收購力拓部分股權的并購交易失敗、企業在利比亞約 200 億美
元的投資因為利比亞內戰而遭受損失等等，更是引起的廣泛關注。
如何有效
防范對外直接投資風險，保護投資利益，是和企業面臨的迫切任務。
學術界對對外直接投資風險同樣給予了相當多的關注，圍繞風險狀況和對
策措施開展了不少研究，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類：一是從企業和項目層面分析對
外直接投資的風險類型，進而提出風險防范措施。
有的研究按照企業對外直接投資
可能面對的風險類型，通過模型估算不同風險因素的影響程度，評估對外投資風險（劉
旭友和顏曉暉，2008）。
二是對某一類別的對外直接投資風險的研究。
如對匯率風
險、風險、制度和文化風險等特定風險類型進行分析，提出風險的量化評估方
法（孟凡臣和蔣帆，2014）。
三是聚焦特定地區或特定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風險。
例如，有的研究關注在“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風險（鐘春平和
潘黎，2015），有的則聚焦能源、金屬等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風險狀況（翟玉勝，
2015），針對直接投資風險問題對今后的相關投資提出政策建議。
現有
文獻將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對外直接投資風險類型的理論分析及防范，缺少對
對外投資風險宏觀特征的研究，對國家整體對外投資風險的判斷仍是基于
總體印象。
本文嘗試利用相關數據對對外直接投資風險特征進行歸納，在此基
礎上分析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風險類型和來源，進而提出防控風險的對策建議。
二、對外直接投資的總體風險特征
很多文獻對對外直接投資風險狀況的總體判斷大多基于對投資失敗的頻度
和金額的主觀印象，但由于缺少統計數據的支撐，無法得到關于對外直接投資風險
更為客觀的特征分析。
美國企業研究所和傳統基金會的投資追蹤器（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tor，CGIT）關于對外直接投資的數據為我們提供更為
直觀的基礎數據。
其統計口徑與商務部有所差別，但巧合的是，兩者的統計結
果卻基本相同（Scissors，2012）。
從近 10 年來 CGIT 對對外直接投資交易的
追蹤數據來看，對外直接投資風險具有以下特征。
，從發生次數看，對外直接投資風險發生的頻率高。
近些年來，關于中
國對外直接投資風險的報道屢見不鮮，海外投資危頻發、總體成功率不高的
形象幾乎已成為普遍共識。
有專家認為，“企業在海外投資總體來講是不成功
的，有 2 萬多家企業在海外投資，90% 以上是虧損的。
”①根據 CGIT 的統計，
2006~2014 年上億美元規模的對外投資共 694 起，其中的問題投資（所謂問題
投資是指簽署投資協議后，因各種風險而無法正常進行的交易）共發生 144 起，平
均每年近 16 起，問題投資發生率達到 21%。
從時間趨勢看，問題投資的數量逐步
多，2011 年是高發期，規模過億的問題交易發生 23 起，當年問題交易發生率高達50%。
之后，這一數字有所下降，但仍然處于較高水平。
第二，從資金規模看，對外直接投資風險涉及的投資規模大。
通過問題投資的
總額和項目平均規模可以充分描述這一特征。
對外直接投資中發生風險
的投資總額巨大。
在 2006~2014 年期間，有 4 年對外投資中發生風險的投資金
額 高 達 350 億 美 元（ 見 圖 1）， 相 當 于 2014 年 全 球 第 12 大 對 外 投 資 國 ——法 國 的
對外投資額。
這 9 年對外投資中的問題投資額累計 2,313.7 億美元，占期間對外
投資總額的 41%。
發生風險的單項交易規模龐大。
根據統計數據計算，每年
發生風險的問題投資平均規模都超過 10 億美元（2010 年和 2012 年問題項目平均規
模為 9.8 億美元），2006 年問題投資的平均規模，超過了 38 億美元。
鋁業
2009 年以 195 億美元收購澳大利亞力拓公司股權失敗，更是創下近些年企業對
外直接投資風險規模的紀錄。
第三，從行業分布看，對外直接投資風險高發行業相對固定。
從總體情況看，
能源和金屬礦業是近 10 年來對外直接投資的風險高發行業。
根據 CGIT 的數據
計算，2006~2014 年，能源行業對外直接投資中發生風險的資金規模累計達到 億美元，占全部問題投資額的 31%；金屬礦業對外直接投資發生風險的資金累計達
到 689 億美元，占全部問題投資額的 30%。
從年度情況看，對外直接投資風
險發生的行業高度集中，每年 80% 以上的投資風險發生在 3 個行業。
其中，能源
和金屬礦業是對外投資風險高發行業，除個別年份外，這兩個行業一直位列對
外投資風險行業排名的前三位。
如圖 2 所示，2006 年交通運輸業問題投資占比為
21.8%，取代金屬礦業成為排名第二的投資高風險行業；2007 年農業的問題投資占
比為 37.2%，僅次于能源業，居于第二位；2008 年金融業投資失敗占比為 65.2%，
成為問題投資金額的行業；2010 年技術投資失敗占比為 36.5%，超過能源業，
排名第二；2011 年不動產投資失敗占比為 23.6%，超過金屬礦業，排名第二。
第四，從地理范圍看，對外直接投資風險發生區域相對集中。
從投資風險
案例的發生次數來看，在 2006~2014 年期間，在澳大利亞的對外直接投資爆發
風險的次數最多，共 22 起；美國和歐洲緊隨其后，在兩地的直接投資分別有 19
起問題投資。
從問題投資項目涉及的資金規模來看，在澳大利亞的問題投資項目涉
及的資金規模，高達 464.2 億美元，這與在澳大利亞的直接投資主要分布在
礦業有關；在西非地區次之，問題投資規模為 371.2 億美元；歐洲和次撒哈拉非洲分
列第三和第四，問題投資規模分別為 340.7 億美元和 308.5 億美元。
從年度數據來看，
澳大利亞、美國、次撒哈拉非洲和西亞是對外直接投資風險發生率的國家
和區域，與統計期間內的投資風險區域分布總體一致。
三、對外直接投資風險類型
由于對外直接投資是企業開展的跨國跨地區的投資經營，需要面對不同于母國
的商業環境，企業將比在國內投資面臨更多更復雜的投資風險。
實業界和學術界對
于對外直接投資風險進行了大量研究，按照不同的應用目的和分類標準把投資
風險劃分為不同類型。
加拿大銀行家納吉根據國別、投資主體、觸發因素、資金用途、
風險發生的原因和嚴重程度等 6 類標準將對外投資風險進行分類，有的研究則將多
種風險因素綜合起來統稱為國家風險。
大多數研究則按照東道國的、經濟、社會、
文化等層面加以分類。
為更、更清晰地分析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面臨的風險，可以綜合上述不同的
投資風險分類方法，采用投資風險矩陣來描述投資風險的總體情況。
如表 1 所示，
矩陣的行表示風險的影響層面，依照影響范圍的大小可以劃分為風險、國家風險、
行業風險等不同層次；矩陣的列表示風險的來源分類，依照風險來源的不同可以分
為風險、經濟風險、社會文化風險等。
根據研究的需要，風險的劃分可以進行
細分或者整合。
（一）風險
對外直接投資的風險是指由于經濟形勢的變化給對外直接投資造
成的風險。
當前，一體化達到了歷史新高度，相互影響、相互聯系、
相互融合的廣度和深度不斷提高，經濟形勢的變化將會直接影響跨國公司
的經營環境，甚至造成對外直接投資的巨額損失。
風險主要包括 3 方面內容：
一是規則變化風險。
進入 21 世紀以來，WTO 的影響力逐漸衰減，區域一體化
快速發展，經濟被各種區域性協定分割為一系列重疊交叉的經濟集團，每個經濟
集團的規則不盡相同。
頗具影響的 TPP、TTIP 都在制定更高層次的經濟一體化規則，
謀求重塑經濟規則的權。
規則變化將直接影響對外直接投資面臨的國
際制度環境。
二是經濟動蕩風險。
隨著經濟一體化程度的加深，各經濟體
之間的關聯更加緊密，一些重大經濟事件的擴散范圍和影響程度顯著增加。
2008 年
金融危對經濟造成巨大沖擊，經濟至今仍未從危中復蘇。
在經濟
形勢低迷的壓力下，各國保護主義重新抬頭，直接投資環境不容樂觀。
三是國
際風險。
進入 21 世紀，新興經濟體的集體崛起改變了經濟和力量對比，
格局正在重構。
主義對安全造成巨大威脅，中東地區的
動蕩和大國干涉使這一地區的局勢更加復雜。
諸如此類的因素產生的影響不僅
局限于單一國家范圍，而是更為廣泛地作用于對外直接投資。
（二）國家風險
國家風險的概念最早起源于西方經濟學家關于對外直接投資的東道國風險
的研究。
隨著研究的擴展和深入，國家風險包含的內容也逐漸豐富。
一般來說，國
家風險主要是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在東道國面臨的國家宏觀風險。
依據不同的風險
來源，國家風險主要包括國家風險、宏觀經濟風險和社會文化風險。
國家風險是在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由于東道國的、法律和政策
等因素發生重大變化而給外國投資者造成財產及其權益的損害或損失。
從其作用范
圍和表現形式來看，國家風險包括東道國對外關系變化、制度或政權更迭、
內戰或、國內民族矛盾激化、治安惡化以及出于保護主義等原因采取的干
預措施。
沖突和政局動蕩等風險往往會造成跨國公司在東道國無法經營或
者既有資產被完全侵占的情形，其造成的損失遠甚于市場風險。
對外直接投資的宏觀經濟風險是指東道國宏觀經濟波動給跨國投資造成經營不
利，帶來利潤乃至資產損失。
每個經濟體的宏觀經濟運行都有其內在周期，在擴張
和衰退之間循環往復。
各種外部沖擊也會給經濟體的運行造成波動。
宏觀經
濟風險主要包括經濟活動和價格水平的波動，從經濟指標來看，通常表現為東道國
的經濟衰退、通貨膨脹、就業形勢惡化、收支失衡、匯率和利率水平的波動等等。
社會文化風險是對外直接投資面對的第三類國家風險因素。
社會文化是由特定
人群在歷史發展中創造并對社會群體施加廣泛影響的各種社會規范和文化活動的總
稱。
它包括社會結構、社會風俗和習慣、信仰和價值觀念、行為規范、生活方式和
文化傳統等眾多內容，與廣大群眾的生產生活緊密相連，具有獨特的地域、民族或
群體特征。
當投資國與東道國的社會文化存在較大差異時，往往使對外直接投資的
生產經營活動面臨更多風險。
（三）行業風險
行業風險是指由于一些不確定因素的存在，導致對某行業生產、經營和投資偏
離預期結果而造成損失的可能性。
行業周期、技術變革和政策變化等是引發行業風
險的主要因素。
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在關注風險和國家風險外，同樣需要
研究所在行業的發展狀況，特別是對于化程度較高或者敏感性強的行業，
在作出投資決策時更應充分論證，以保證投資風險處于可控范圍。
1、 外匯登記，odi登記是什么，需要多長時間，代辦貴嗎
2、 有很多成功案例，37號文登記全套代辦可以嗎
3、 我們16年就開始做了,稅務問題托管，后續的維護成本，金額多少合適,證書辦理背景
關于境內企業對外投資，必須滿足哪些條件，給出回復如下:
1、對外投資，其境內企業必須成立滿一年;
2、個人37號文,返程投資備案的款項不能大于境內企業注冊資本;
3、境外設立的企業，必須與境內企業的行業有關聯;
4、對外設立構成立后，從第2年起，每年的6月30日前，必須向外匯管理局提交年檢報告;
5、境內企業對外投資，必須前往企業所在地的商務部對外合作處，辦理投資備案證書;接著又到市商務部及發改委咨詢了辦理個人37號文,返程投資備案備案證書的流程及細節終協助該公司拿下了商務部發改委的兩個對外投資的批文
6、在整個咨詢過程中，沒有一個部門可以統一詳細的解答全部流程，每個部門只負責自己的那部分環節，無論從精力還是時間來說都給企業增加了不少的負擔。
對于整個環節而言，辦理對外投資備案證書是前置的環節，特別是投資項目情況說明，是批準備案項目的關鍵。
37號文登記,返程投資，外匯登記，odi登記證書
7、公司介紹我司是一家的跨境商務咨詢公司，主要從事跨境投資（ODI）設計及落地、紅籌和VIE設計及落地、返程投資設計及落地、進出囗咨詢等方面的團隊。
8、經過多年在這一領域的深耕，我們已為上百家企業的海外投資和并購、紅籌和VIE設計的審批環節提供了咨詢方案，為眾多的企業架設起從境內到境外，從境外到境內的合法的資金通道。
9、我們這部分客戶中的15%是上市企業。
讓資金的進出境合法、合規，為企業的“走出去”保駕護航，是我們的理念。
在咨詢項目中，我們往往能提供獨到觀點及真知灼見，這也是我們為客戶服務的過人之處。
這些真知灼見的背后，是企業每年數億美元的跨境投盜項目。
業務范圍： 1、公司構架規劃，境司設立、跨境稅收籌劃、離岸豁免
2、ODI（企業個人37號文,返程投資備案）備案辦理
3、FDI（境外融資及返程投資個人odi備案直接投資）備案辦理
4、37號文境外融資VIE架構搭建"
四、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風險
近年來對外直接投資呈現爆發式增長，但畢竟發展時間較短，總體上
仍處于起步階段，對于投資風險的預防和抵御能力相對不足。
CGIT 統計的 2006 年
至 2015 年上半年問題投資共 153 項，筆者據此查找相關材料，其中 102 項有關
于交易風險的報道和研究，其余交易未找到相關資料。
在 102 項投資風險中，外部
投資風險主要有 4 種，其中 18 項屬于東道國動蕩，14 項屬于保護主義，7 項屬
于襲擊，6 項屬于社會文化因素，其他風險主要是商業風險和審查問題。
，東道國動蕩。
對外直接投資大量分布在非洲、中東和東南亞等
發展家和地區。
由于歷史和原因，這些地區民族矛盾突出、局勢混亂，
很多國家經常發生政權更迭和社會動蕩，使跨國投資面臨很大的風險。
例如，
2011 年利比亞爆發內戰，反對派通過進攻推翻卡扎菲政權。
受內戰影響，各
大公司在利比亞及各項工程基礎設施、設備和材料完全處于失控狀態，國家動用
陸海空交通工具將所有在利比亞人員接回國內安置，專家估計相關損失超過 200 億美
元。
①
第二，主義襲擊。
由于意識形態、民族矛盾和宗教等因素，社會中某
些極端組織或個人不斷制造事件，試圖達到經濟或目標。
中資企業遭遇的
襲擊主要集中在非洲和中東國家，這些國家因為種族、歷史和原因是
活動的多發地。
2009 年 11 月 1 日，紫金礦業集團在秘魯北部的奧蘭布科銅礦遭遇武
裝人員襲擊，3 名當地雇員死亡，礦場設施被焚。
2012 年，在蘇丹、埃及等地發生
多起、劫持工人事件。
商務部發布的數據顯示，2010~2015 年，共發生涉
及企業構的各類境外安全事件 345 起，①襲擊已經成為對外直接投資
的重大威脅。
第三，保護主義因素。
保護主義一直是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巨大障礙。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是主要趨勢，限制外國直接投
資的保護主義在一些國家卻時有抬頭。
2008 年金融危爆發后，保護主義在泛濫，并呈現出新的形式。
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決定了的對外直接
投資以資源獲取型和技術尋求型為主，而資源行業通常是東道國要保護的支柱產業，
高新技術則因為東道國為保持技術優勢而限制外資介入。
特別是在經濟實力
和企業競爭力不斷增強的情況下，“資源掠奪論”、“技術竊取論”等更成為
限制投資的借口。
例如，曾引起高度關注的鋁業并購澳大利亞力拓公司失敗，
華為公司在美國收購 3COM、2Wire、Sprint 等公司相繼受阻，保護主義作祟是重要
原因。
第四，社會文化風險。
長期以來，企業在海外拓展市場時，一般仍采取國
內拓展市場的模式，高度依賴各國和精英階層，走“上層路線”。
在非洲、亞
洲及拉美一些國家，企業抓住遇與東道國展開了深入合作，迅速打開局面，
進入當地市場。
有些企業卻忽視了當地的社會文化傳統，不重視與基層民眾
的公共關系，未能與當地社會很好地融合，從而為企業的經營活動埋下隱患，最終
釀成生命財產損失。
例如，在 2012 年，贊比亞的一個中資煤礦因勞資爆發沖突，
導致中方的一個經理被殺害，中方與當地員工在社會價值和文化傳統方面存在的明
顯差異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
五、防控對外直接投資風險的對策建議
在“一帶一路”和“走出去”戰略的推動下，商務部預測對外直接投資在
未來 5~10 年有望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
提升風險預防和應對能力，是中
國對外直接投資健康發展的的重要保障。
由于對外直接投資風險的復雜性，從國家
層面而言，預防和應對風險是一項系統性工程，任何局部性措施都難以取得良好效果。
應著力制定系統性投資風險防控解決方案，調動國家、社會、行業和企業等多
元主體共同參與，構建多層次投資風險防控體系。
（一）加強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法制建設，為對外直接投資權益提供法
律規范
與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步伐相比，對外直接投資法制建設相對滯后。
到目
前為止，還沒有一部專門的對外直接投資法律。
現有的關于對外直接投資的法
規主要是國務院和相關部委制定的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以及一些地方出臺的地方性
法規。
近年來對外直接投資法規不斷完善，各種法規之間缺乏統籌規劃，
系統性和穩定性不足的問題仍然存在，既不利于法律實施和權益保護，也不利于企
業遵循和把握。
應盡快完善對外直接投資立法，優化整合現有的部門法規，建
立既能促進對外直接投資又能保護對外直接投資利益的法律體系，為防范對外直接
投資風險提供法律規范。
（二）積極參與投資規則制定，為對外直接投資爭取制度
保障
在一體化程度不斷深化拓展的趨勢下，規則對企業的跨國經營活動的
影響日漸加強。
作為新興經濟大國和對外投資大國，在投資規則重構中發
揮更大作用是形勢的客觀要求。
一是要積極參與和推動多邊投資協定的制定。
當前，
WTO 的投資協議已經不能滿足直接投資發展的需要，美國極力推動的《太平洋
伙伴關系協定》（TPP）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協議》（TTIP）試圖提出更高標
準的投資規則，一旦達成協議，將對造成不利影響。
應繼續維護以 WTO
為代表的多邊規則，利用現有規則維護對外直接投資利益，積極推進
WTO 協議升級。
扎實推進“一帶一路”倡議、APEC、上海合作組織等區域一體化
制的深化，主動構建更大范圍、更高水平、更深層次的區域合作網絡。
二是要高
度重視雙邊投資協定（BIT）的簽署與升級。
BIT 是應對動蕩的重要法依據，
大多數 BIT 都規定了東道國在發生動蕩情形下應當對投資者的損失承擔責
任。
已經與 130 多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投資協定，①但絕大多數簽訂于 20 世紀
90 年代，大多都沒有規定“完全保護和安全”條款。
應盡快修訂、升級這些協
定中的相關條款，與尚未簽訂雙邊投資協定的國家開展談判。
（三）完善對外直接投資制和國有企業治理結構，應對保護主義
阻撓
分析緣于保護主義的對外直接投資風險案例可以發現，這些案例一般都具
有幾個基本特征：一是投資行業較為敏感，如石油和礦業大多屬于東道國的經濟支
柱，高科技產業則具有保持東道國競爭力的技術優勢；二是投資規模較大或此前已
有一定規模的國內投資，容易引起關注，形成話題效應；三是投資的國有企業背景，
指責企業海外投資承擔著國家任務是西方國家經常使用的借口。
有鑒于此，
一方面，要做好對外宣傳工作，闡明的和平發展道路和特色社會主義
市場經濟，減少國外對的誤解和歪曲；另一方面，應完善對外直接投資
制，規范行為和企業投資之間的關系，明確企業的投資主體地位和相應的責任，
避免直接介入具體投資項目的決策管理，要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完
善國有企業治理結構，運用靈活的對外投資策略，通過分批增持、聯合投資和間接
持股等方式減少保護主義的干擾。
（四）發展安保服務產業，保護對外直接投資的人員和資產安全
跨國公司聘請安保公司保護公司的人員和資產安全是通行做法。
大型
國有企業，如中石油、中石化和國有銀行等，自 2006 年起就開始雇傭安保公司
提供安全服務，并在實踐中取得了良好效果。
總體來說，海外投資企業
的安保服務仍有所欠缺。
一方面，很多企業的安保意識不強，認為沒有必要投入資
金應對小概率安全風險；另一方面，海外安保產業發展相對滯后，海外安保服
務基本上由跨國安保巨頭壟斷，海外投資企業購買安保服務不得不接受其昂貴
的壟斷價格，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對海外投資企業的安保形成了制約。
由于
海外投資企業的安保需求仍有很大缺口，海外安保產業頗有發展空間。
應在《蒙
特勒文件》和《私營安保服務供應商行為守則》兩個文件為核心確立的安保產
業規范下，健全相關的法律法規，形成以市場導向為基礎、以科學監管為前
提的國內安保產業政策體系，引導和規范海外安保產業的發展，為海外投
資提供安全保障。
（五）實行本地化經營，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化解社會文化風險
對企業跨國投資經營而言，化解社會文化風險是需要直面的現實問題。
一方面，
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的過程中應充分了解當地的社會文化，實行本地化經營。
本地化主要是尊重當地社會文化習俗和法律制度，雇用、吸收優質的本地人才加入
企業管理隊伍，在企業經營中與本地廠商形成緊密的利益關系，這有利于減少社會
文化摩擦成本；另一方面，企業應注重履行社會責任，帶動當地的就業和發展，保
護生態環境，擴大與當地民眾的文化交流，推動和諧發展。
（六）建立信息發布和研究制，為風險防范提供信息和研究支持
及時準確的風險信息發布和對策研究是防控對外直接投資風險的前提。
要加強
大使館、媒體記者站等駐外構對東道國、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國情信息的發
現和搜集能力建設，建立及時有效的信息發布制，建設資訊綜合發布平臺，加強
不同來源信息的共享互聯，及時為企業、研究構和社會大眾提供信息。
引導和支
持國家智庫、高校、科研院所和企業積極開展問題研究，形成和國別研究
網絡。
應拓寬研究視角，既要研究風險和東道國形勢，關注東
道國的執政理念、執政能力、政黨格局和態勢，也要研究當地的經濟社會
發展，關注社會變遷、宗教文化和法律政策，注重開展戰略性、前瞻性和綜合性研究，
提升形勢分析和預測能力，為對外直接投資風險防控提供研究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