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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萬柳堂圖》表現的是趙孟頫、盧摯等人在廉氏花園雅集的情境。以往此圖常被認為是記錄史事和呈現古代北方私人園林的圖像資料。從繪畫風格和印鑒來看，《萬柳堂圖》并非趙孟頫真跡，而是后人根據元代以來諸種筆記所載萬柳堂雅集故事編繪而成。萬柳堂今已不存，對比文獻記載和歷史地圖綜合考量，其舊址當在今阜成門外西南方位，而《帝京景物略》中有關記述不足采信。至于其時萬柳堂雅集的主持者廉野云，當為廉希憲五子廉恒。《萬柳堂圖》畫上有趙孟頫題詩，字非真筆，內容則系趙氏詩作，康熙間始收入趙孟頫全集，詩中既有對雅集的記錄和對主人的贊譽，也暗含趙孟頫復雜的退隱心理。渤海墓上建筑包括磚塔類和房址類。迄今發現的渤海墓上建筑年代*早可至渤海早期，經歷了從簡易的木結構建筑到使用瓦件蓋頂，再逐步發展到具有礎石、墻體、地面、踏步等設施完善的享堂類建筑的發展過程。其發展和演變主要是渤海民族固有的"冢上作屋"文化傳統的不斷傳承和演進的結果。"諏日"又稱"諏吉"，是古代選擇吉日的一種方術。其發源莫知其涯。甲骨文中有諏日卜辭，學界對此業已達成共識，但對諏日產生的具體時代尚有分歧。有人認為武丁時代無諏日，諏日觀念產生于廩辛、康丁時期；有學者主張武丁時代不僅諏日，且"已有日書之實"。本文贊成武丁時代諏日說，并論證了"出入、田獵、征伐"三種典型旅行諏日卜辭，指出商代諏日不分剛、柔，載籍所謂外事"剛日"、內事"柔日"完全是周人的觀念。本文不認為商代有"日書"，因為殷商和西周時代的諏日沒有脫離龜卜筮占而獨立存在，"日書"產生的前提條件尚不具備。7年8月，博物館開始在原"史陳列"的基礎上修改"黨史陳列"。此后，"黨史陳列"經過數次修改，反復審查，歷時9年多，于1979年1月1日正式開放。年，博物館又對"黨史陳列"進行了充實和修改，直至1988年1月結束開放。梳理"黨史陳列"的修改過程，其經驗和教訓，對目前博物館工作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唐代以雅州刺史致仕的劉渭，郡望為河間樂成，其仕宦生涯歷經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共計七朝，終其一生，未嘗躋身中樞，長期任職地方，生平履歷，正史闕如。洛陽新出土劉渭墓志的行世，有望彌補傳統史料之不足與缺憾，墓志以其豐富翔實的內容再現了劉渭的生平境況，于后世治學頗多裨益。由墓志記載可知，劉渭其人乃是東漢章帝子孝王劉開之十九代孫。少年時代的劉渭在志向、學識方面遠逾時人，后以門蔭入仕，初補太原府壽陽尉。其在河中府解縣任上，困擾前任的刑獄訴訟、田賦征收等棘手之事，均迎刃而解，由此政聲遠播，受到上峰賞識。劉渭為官地方，造福黎民，功勛彰于朝堂。后以七十二歲高齡卒于雅州刺史任上，歸葬洛陽北邙之先塋。墓志的記載，勘正了傳世文獻在志主劉渭家世、生平、宦歷等方面記載的多處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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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徐州北洞山西漢墓壁龕出土一批保存完好的彩繪儀衛俑，其所佩飾物的形制和色彩尤其清晰，是秦漢佩綬形象珍貴的圖像材料，揭示出有關漢代佩綬制度的一些新問題。參照北洞山漢墓陶俑所見實例，可知過去文獻常見的"印綬"連稱，在實際佩戴過程中并不具備可操作性。北洞山漢墓陶俑以更直接的"印"、"綬"形象揭示出它們之間的間接聯系方式，即以較細的絲織物"縌"作為系帶從而使"印"、"綬"相關聯，也次向世人展示出"綬"之構件"縌"的直觀形象。本文結合歷史文獻認為，這批陶俑之佩綬具有早期過渡期的特點，西漢初年的綬帶形態尚不固定，朝廷雖已行印綬之制，對不同等級的官秩所佩綬色有簡單規定，但尚未如東漢一樣形成體系完備的規制，漢綬本身在兩漢時期存在變化。在此基礎上，秦漢時期的印綬制度的發展也存在一個逐漸完備的過程，"綬"作為一種佩飾名廣泛使用應在兩漢時期，而真正意義上"佩綬"成風也發生在漢代。本文通過對河南靈寶底董遺址出土的仰韶文化典型陶器的分類排序，將遺存分為兩期五段，概括出各期遺存的基本特征及其間的區別與聯系，進而明確兩期遺存應屬于仰韶文化前后緊密相接的兩個發展階段。底董仰韶一期因早于通常所謂的仰韶早期，應為仰韶初期遺存，其明確的文化屬性使以往學術界頗有爭議的同類遺存的文化性質與年代得以準確。仰韶二期作為仰韶早期東莊類型遺存的辨識，則為正確認識該類型的相關問題提供了契機，底董仰韶遺存的發現與分期，對研究仰韶文化相關問題具有啟迪作用。陜西鳳翔縣南郊唐墓M17中出土的絹質漢文陀羅尼經咒繪寫本，其主體內容是唐代盛行的《佛說隨求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經》。經咒中心和周邊的圖像對理解唐代真言的構成有著重要的啟示性作用。本文對經咒中涉及到的圖像進行簡單的對比分析，認為經咒中心圖像為一頭戴虎頭冠的披甲執銳武士形象。此類虎頭冠圖像發軔于西方，向東融匯佛教中的天龍八部思想，進入中土之后，經過了若干次變容和轉化，成為具有"護國、護教、護城"戰神之力的毗沙門天王形象。這種形象的出現正與鳳翔墓地的時代背景相契合。經咒周邊為佛教手印、花卉紋等構成的組合圖案，以及經咒書寫方式的結構—環繞式構圖，共同構成了較為完整的曼荼羅壇城的表現形式。鳳翔經咒中所表現的思想有可能與墓地殺殉現象存在一定關系。91年，河南洛陽孟津縣出土武周岑平等墓志，墓主為唐代名相岑文本、劉洎兒媳。墓志撰者"侄羲"乃岑平等堂兄弟岑景倩之子，岑平等與岑羲實為堂姑侄關系。岑氏劉廣宗及其家族墓均在故鄉江陵，但其獨葬于洛陽邙山，既與其信仰佛教有關，更與自武后時起山東士族與僑姓士族遷移洛陽的潮流相系。南陽岑氏為僑姓高門，入唐尤為顯赫，為一門三相，唐代前期只有蘭陵蕭氏能與之比擬。岑平等卒時，其伯父文本、從兄弟長倩二宰相皆已作古，而撰者對此只字未提，這在習慣自矜門第的唐代士族墓志中顯得不同尋常，反映出對武周時岑長倩冤獄的莫大忌諱。該墓志稱岑平等僅有一子，即鄭州司倉參軍劉敦行，據193年洛陽出土劉敦行神道記云，敦行為薛氏所生，岑氏實乃嫡母。
明代《戈氏墓志》現藏于河南省沁陽市博物館。本文根據墓志記載，參考有關史料，考證了墓主戈氏及其夫君山西按察副使劉涇的生平及家世。墓志所載部分內容，對史書、方志有糾誤、補缺、印證之作用。12年4月，國家博物館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進行濁漳河流域早期文化考古調查活動中，對屯留水泉遺址兩處灰坑進行了清理，出土了豐富的仰韶-龍山文化時期遺物。文章以對啟蒙時代經典畫作的分析為線索，探討了書籍的發展歷史及書籍對人們的重要作用和影響。世紀，書籍作為一種知識傳播手段達到空前繁榮。在歐洲啟蒙時代，人們被知識之光照耀。書籍的影響力和功效性不斷得到增強，給當時人們的思想指明了方向。作者也強調了書籍是知識之源，是人類進步階梯的觀點。
滕州第九中學畫像石墓陶俑身上刻寫"元康九年作"的銘文，報告者遂將該墓定為西晉元康九年(299年)。經對該墓形制特點、畫像石風格以及西晉人再利用漢代畫像石或畫像石墓的分析，認為該墓是東漢晚期畫像石墓，被西晉人所利用。基本數據的準確性是對考古報告的基本要求。王城崗大城的面積是推測出來的，使用"復原"一詞不當。以古史記載中所見夏代積年的期限來判定哪座城址是禹都陽城，是個世紀性難題，目前尚未解決。美國波士頓美術館收藏道教造像十二件，主要在二十世紀初入館。這批造像的時代范圍從北魏延續至明代，大部分是石質，個別為瓷質。造像多數帶有題記銘文和發愿文，具有明確紀年，反映了道教造像的發展歷程。兩漢都城之間的布局變化表現為：宮城布局由西漢的多宮向東漢的南北兩宮演變，宮城面積占城市面積的比例下降；其社稷和宗廟開始由宮城移至城南郊，但與宮城依然呈"左祖右社"的格局；靈臺、明堂、辟雍等禮制建筑以及太學設置在東漢洛陽城南郊顯要位置，創我國都城建設之首例；城市供水由西漢長安城的單供宮城園林用水，發展為布及整個東漢洛陽城的水資源綜合利用，亦創我國都城建設之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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